我國新時期特赦的法理研讀

習近平主席簽特赦令 國家主席習近平8月29日簽署主席特赦令,根據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29日通過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決定,對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四類服刑罪犯實行特赦。根據主席特赦令,對依據2015年1月1日前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決正在服刑,釋放后不具有現實社會危險性的四類罪犯實行特赦。主席特赦令指出,對2015年8月29日符合上述條件的服刑罪犯,經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定后,予以釋放。

□ 趙秉志 陰建峰

8月24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審議了關於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決定草案,該草案預計將於月底正式表決通過。此次特赦是國家為了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而舉行的系列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國新時期特赦的時代價值

在舉國上下迎接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特赦部分服刑罪犯,這是基於國家進步、社會文明和法治發展而由黨和國家作出的英明決策,不僅能充分發揮赦免制度所固有的刑事政策功能,還可以凸顯諸多重大的時代價值。

首先,我國此次在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實行特赦,符合在國家節日、慶典或者政治形勢發生變化時行赦的法律傳統與國際慣例,可以充分發揮赦免制度所固有的刑事政策機能。現代赦免制度具有無可替代的調節利益衝突、衡平社會關係、救濟法律不足之刑事政策功能。可以說,國家通過赦免制度的運用,以犧牲局部或個別利益和一定程度之形式正義為代價,可以獲得維護社會整體利益和實現個案處理的實質正義之功效。我國此次特赦顯然已不再是古代帝王基於至高無上之王權所給予犯罪人的「恩賜」,而是國家在刑罰之外據以組織對犯罪現象理性反應的舉措。

其次,此次以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為契機,依法決定實行特赦,也凸顯了重大的時代價值。此舉有助於完善綜合治理犯罪的對策機制,切實貫徹寬嚴相濟的基本刑事政策,有助於彰顯國家德政,昭示「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之憲法精神,進一步改善我國的國際形象,有助於弘揚寬容精神,逐步樹立科學的犯罪觀和理性的刑罰觀,有助於形成維護憲法制度、尊重憲法權威的社會氛圍,激活我國現行法律框架中本已日漸虛置的特赦制度,並藉此促進現代赦免制度的常態化、法治化運作。

我國新時期特赦的規範分析

在時隔40年之後,再次依照憲法施行特赦,此舉傳遞的是依憲治國、依憲執政的理念,也是創新憲法實踐的重要舉措,有必要從規範層面予以研讀。

關於特赦的依據 從法律規範層面來說,儘管特赦制度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尚欠缺系統、完備的規定,但此次特赦也是有憲法和其他法律依據的。此次特赦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據我國現行憲法第67條所賦予的職權作出決定,並將由國家主席依據憲法第80條發佈。而且,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5條第3項和刑法第65條都為特赦制度的運作預留了制度空間,提供了相應的規範依據。

從實踐層面來說,此次特赦並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有新中國成立后的7次特赦之實踐為支撐的。以往的7次特赦從適用時機、具體形式、適用對象與範圍、適用條件、適用程序等方面為此次特赦提供了實踐依據。

關於特赦的對象與範圍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決定,此次特赦的對象包括以下四類服刑罪犯:

其一,參加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並正在服刑的罪犯。為了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國家決定對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使之成為系列紀念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此類服刑罪犯的特赦,正與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主旨契合,表明黨和國家永遠不會忘記他們曾為反對侵略戰爭、維護世界和平、爭取民族解放作出過積極貢獻,充分凸顯了對於他們曾經參加正義戰爭行為的高度認可和褒獎。當然,考慮到現今符合這一條件的服刑罪犯均已屆耄耋之年,基本喪失了危害社會的能力,已無再犯罪之虞,而且人數寥寥,故對此類對象的特赦更多體現的是宣示與象徵意義。

其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參加過保衛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對外作戰的正在服刑的罪犯,但犯貪污受賄犯罪,故意殺人、強姦、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有組織犯罪的主犯以及累犯除外。新中國成立以後,為了保衛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曾先後進行抗美援朝戰爭、對印自衛反擊戰爭、對越自衛反擊戰爭等。對於參加過這些戰爭的人員予以特赦同樣體現了黨和國家「褒獎軍功」之鮮明立場。當然,為了慎重、穩妥行赦,不危及社會穩定與安全,亦不致引起太大的社會震蕩,這次特赦還對此類人員進行了限制,明確將以下幾種人員排除在外:一是貪污受賄犯罪的服刑人。這是在反腐新常態下出於「從嚴治吏」的考慮,也回應了民眾的關切。二是故意殺人、強姦、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的服刑人。三是有組織犯罪的主犯。考慮到有組織犯罪作為最高級的犯罪形態,近年來始終是刑事打擊的重點,故而對在犯罪組織中起著組織、策劃、指揮作用的主犯不予特赦自有其合理性。四是累犯。因為累犯相對而言主觀惡性更深、人身危險性更大,故不予特赦。

其三,年滿75周歲、身體嚴重殘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對於此類老年服刑罪犯的特赦體現了自古有之的「矜老」傳統,承續了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亦已體現的對於審判時已滿75周歲的老年犯予以從輕處罰的精神。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同時具備「年滿75周歲」「身體嚴重殘疾」和「生活不張肇良能自理」三個條件的服刑罪犯,才能夠獲得特赦,缺一則不可。

其四,犯罪的時候不滿18周歲,被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餘刑期在1年以下的服刑罪犯,但犯故意殺人、強姦等嚴重暴力性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販賣毒品犯罪的除外。這一類對象應是此次特赦適用人數最多的群體。對於此類未成年犯的特赦體現了「恤幼」的傳統,也符合我國一貫堅持的對未成年犯「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政策精神。當然,考慮到故意殺人、強姦等嚴重暴力性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販賣毒品犯罪性質甚為嚴重,為了有效防衛社會,避免觸及民眾的安全感與穩定感,此次特赦也將實施此類犯罪的未成年犯予以排除。

關於特赦的實質條件 此次特赦則將新中國7次特赦實踐所確立的「確實改惡從善」之實質條件修改為「釋放后不具有現實社會危險性」。所謂「不具有現實社會危險性」,即結合犯罪人的行為性質、所判刑罰、認罪悔罪表現、服刑改造情況等,可以判定服刑罪犯在被釋放后不致再危害社會,給社會的穩定與安寧造成威脅。此次特赦既不要求服刑人「確實改惡從善」,也不如假釋般要求以「確有悔改表現」為前提,故而從實質條件上對服刑罪犯的要求有所放寬。不過,這已足以有效化解人們普遍存在的特赦可能使社會治安狀況惡化的擔憂。同時,此次特赦還對罪犯的服刑期限作了一定的限制,即「2015年1月1日前正在服刑」。這一服刑期限的限定,不僅可以為判斷罪犯是否「釋放后不具有現實社會危險性」提供較為充裕的時間,也可避免「剛判即赦」,適度維護了刑事判決的穩定性和嚴肅性。

關於特赦的法律後果 以往7次對戰犯的特赦除了免除刑罰執行外,有時還伴隨著赦免性減刑。不過與以往不同的是,由於這次特赦所適用的對象主要是「一老一少」,其中老年犯均已基本喪失危害社會的能力,少年犯則系「被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餘刑期在1年以下」,赦免性減刑已無必要,故對於服刑罪犯而言獲得特赦的結果均為「釋放」,亦即免除剩餘刑期的執行。

同時,此次特赦之效力也只及於刑而不及於罪,並且只是使國家的刑罰權部分消滅,而不是全部消滅,更不是使宣告刑歸於無效。由於此次特赦的效力並不及於罪,而只是剩餘刑期的免除,因此根據刑法第65條第1款的規定,如被特赦的服刑罪犯原判決為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特赦后在5年以內再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的,依然可以構成累犯。此外,這次被特赦的服刑罪犯所承擔的附帶民事賠償責任不因特赦而免除。

關於特赦的程序 在我國以往的7次特赦中,已形成了較為固定的適用程序。此次特赦將大體遵循這一程序,但也會根據適用對象的不同與司法實踐的變化做出適當的調整。首先由監獄、少管所等刑罰執行機關對犯罪人的服刑情況進行摸底排查,報司法行政主管部門審查,再報國務院召開全體會議審議決定后,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具體建議。然後,由國務院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決定。最後,由國家主席發佈特赦令,並交由最高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執行。在具體執行時,由人民法院在刑罰執行機關的配合、支持下,在檢察機關的監督下,綜合審查服刑罪犯的犯罪性質、原判刑罰、已經服刑的期限乃至是否具有現實的社會危險性。而最高人民法院會根據具體的審查意見發佈特赦通告,確定特赦的具體名單,並最終向被特赦者發放特赦通知書。

在已然沉睡40年後,我國憲法所規定的特赦制度終於被激活,並被適用於普通刑事罪犯,這將是赦免制度法治化重構及其常態化運作的新起點,將會對該項制度的完善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雖然特赦的施行會影響既往的審判,甚至可以動搖確定判決的執行力,但它卻始終不是對法律乃至法治的否定,而是對法治的必要救濟與補充。這對於法治國家不僅無損,實則多有裨益。可以說,承認赦免制度的獨特價值並適時實施赦免,是一個國家法治進步的標誌,是其人權保障的表徵,也是國家政治體制和刑事司法制度成熟而自信的體現。



曹為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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